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驱动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也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钥匙。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加强”到“统筹推进”，体现出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引领科技创新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协同发力迈进。
科技创新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多元主体和多种要素的复杂系统，其整体效能不仅要考量单一环节的优劣，更取决于各个环节之间的耦合程度与协同效率。原始创新侧重从源头和底层搞清楚“未知”，以此引领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产业发展新方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面向国家紧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等重点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形成自主可控能力。原始创新长于自由探索、短于目标聚焦，其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长于解决具体关键难题、短于基础积淀，有赖于原始创新提供源头活水。若将二者割裂开来，原始创新就可能因缺乏需求牵引而迷失方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亦可能因缺乏源头支撑而后继无力。唯有统筹推进，才能形成原始创新敢闯“无人区”、技术创新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使科技创新活动在更高的系统层级上发挥整体效能。
对科技创新规律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知识作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发生作用，社会生活越来越受智力的控制和改造，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这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科技创新作出战略部署，这体现出科技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论述，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我们党对科技创新规律认识的深化。
深刻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给予生产力以巨大的推动作用。唯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才能充分释放科技进步的巨大潜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论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生动映照。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科技创新维度上具有高风险投入、长周期回报、强外部溢出效应等显著特征，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则对科研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评价激励体系等提出了深层次变革要求。对此，既需驱动生产工具的系统更新与能级跃升，又需拓展生产资料的边界和新型劳动对象的范畴，还需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随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变革，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持续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将加速涌现，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在动态演进中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契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逻辑。关键核心技术既难以通过简单引进获取，也无法依赖外部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以人才强、科技强支撑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将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助于我国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赢得更大战略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大局。唯有将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自主探索科学规律、自主发现科学原理、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方能在关键时刻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作为一种底层能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关乎发展全局。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深入发展，不断拓展人类认知新边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打造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全链条部署、体系化布局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和“从1到N”的工程化、产业化跨越，把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必然要求。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正是夯实这一物质技术基础的“地基工程”。当前，我国已迈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物质技术基础的内涵和外延正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劳动力规模等传统生产要素水平，而是向底层原理、源头技术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等高附加值、高壁垒领域全面延伸。唯有扎实推动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统筹协同，才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注入源头活水，不断孕育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极，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能。
这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动力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在客观上要求构建高质量、高效益、高水平的供给体系，实现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在此阶段，能否发挥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供给和支撑作用，至关重要。科学技术是支撑产业升级、构筑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产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转型。要清醒看到，有一些领域面临“卡脖子”技术难题，其深层次原因往往在于基础理论储备不足、底层算法受制于人。无论是高端芯片的自主研发，还是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的突破，均离不开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的长期积淀。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够从底层和源头破解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缺芯少魂”困境，加速“从0到1”的突破，探索新的技术路径和产业发展范式，孕育引领未来的颠覆性技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可持续的技术供给。
这是新形势下育新机开新局的战略选择。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经济社会形态，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前瞻性部署，力图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往往催生新原理、新路径，进而孕育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例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任何一项底层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都可能重构产业竞争格局。谁能率先在新一轮大国科技博弈中抢占先机，谁就能掌握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在此背景下，唯有具备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才能既解决“有没有”的基础供给问题，又解决“好不好”“强不强”的竞争力提升问题，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赛道、注入新动能。
加大改革力度促进形成合力
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非仅仅是创新链条上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体。二者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废，必须统筹推进。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课题。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的组织体系与制度框架，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各类创新力量在统一的战略目标下各展所长、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
构建原始创新与攻关任务统筹衔接的科研组织模式。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工程开发之间的传统边界，构建以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为牵引的任务驱动型组织模式。在对重大科技计划、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部署中，将原始创新的自由探索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目标导向有机结合，探索“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一体设计、一体实施的项目管理新范式。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团队，强化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良性互动，确保原创性突破能够快速向技术能力转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科学难题能够及时反馈至基础研究领域，形成双向赋能、螺旋上升的协同格局。
完善统筹配置多元主体和资源的制度框架。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完善各类创新主体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分工协作机制。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统筹协调的科技任务部署机制，建立着眼全局的科技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财政科技投入、社会资本等多渠道资金围绕目标进行整合和有效匹配。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等公共资源的开放共享制度，降低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之间更加灵活高效的联动机制，形成多层级、多维度、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统筹推进局面。
优化以质量和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激励与政策协调体系。针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不同规律和特点，分类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对原始创新，需突出科学价值、学术原创性和长远影响力，适度延长评价周期，优化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突出技术突破性、工程适用性和产业贡献度，强化用户评价和市场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人才政策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避免政策碎片化，确保各项政策在统筹推进中形成合力。同时，改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赋予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内生动力，从制度层面为统筹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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